雷與蕾
發表於 : 2005-11-10,11:02 pm阿冰，被妳說準了
「在充斥
爆炸停損點的氣油桶裡
天乾物躁的
無須點火
即自燃怒火中燒紅了眼」
這兩天下來，因為某人幹了一瓶高粱又幹了兩通電話之後，週遭一大票從來不讀詩不知詩為何物更不知道詩歌節正火紅著的路人，竟然紛紛跳出來對詩和詩人說三道四了，真給他哇咧哩！
說實在的，依我看，那位我景仰的仁兄在那一刻的行動頂多只能算是某個平凡個人的衝動，不只完全缺乏詩意，更不屬於詩人的行動。他事後在強法威權之前的悔罪也全然與詩人的身份無關，而是出於平凡人都難免有的顧家之愛。
對於這件事，我想應該不難區別出平凡個人和詩人之不同，世人大可不必以詩人之責強加之於平凡個人，認同者不必說什麼他是怒人所怒而為民犧牲的羔羊，詆毀者更不需要抬出柏拉圖爺爺把詩人趕出理想國的大帽子，平凡的個人所應面對的無非是常法罷了。
只是平凡世人難免要起疑，為何謝官爺子被恐嚇就可以立刻破案，而庶井小民每天向衙門投報電話詐欺恐嚇案件就一去音訊渺茫？這種刑禮有別、大夫與庶民殊道的待遇，何其傳統？就像其他當權派說來悅耳的口號一樣，改革了半天，還不就在原點打轉！
詩人基本上都是只信仰自由的不法之徒。他的行動出於不得不生發的義憤，但多數時候他會字斟句酌地讓文字先行衝鋒，只在迫不得已而非撼衛自由不可的情況下，他也會義無反顧地親抵火線，就像西班牙內戰時一狗票子詩人作家記者紛紛投入共和軍對抗法朗哥和天主教基本教義的長槍黨的法西斯迫害一樣。
然而，在目睹上一世紀許許多多被握著槍炮的意識型態所驅使的大大小小的慘烈戰爭和無辜犧牲之後，當今的詩人更願意在戰爭未發與犧牲未至之前，就高呼改造雷火為花火。前幾日在金門背對著料羅灣海灘的碉堡之上，我親耳聽見詩人民歌手胡德夫與其夫人，以寬闊豪放而深情款款的〈來甦〉、〈美麗島〉和〈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等歌聲呼喚和平，也看到管管、林煥彰、白靈、詹澈、歐陽柏燕、大蒙等前輩詩人，在碉堡中精心創作的「雷與蕾」的裝置藝術和詩歌朗誦。其中有一個詭雷掛在坑道的螢光蛛網上，上頭貼著「詩是語言的地雷」，極簡的形式中有最豐富深遠的警示，而這無疑正是詩與藝術的強大力量。林煥彰老師比較金門的裝置藝術與韓國板門店的世界和平藝術展，認為金門之展多了詩歌的參與，還要略勝一籌。
從被光所激發的聲音和文字中，我瞭解到那種要在痛苦的記憶中喚醒新生的努力，是詩人從信仰自由與生命的真實實的內在勃發的花之種籽與果實，而絕非個別人衝動的產物或戲耍的文字遊戲。如此的行動與金防部前一天號召軍購同時又通過除雷預算的矛盾與荒謬，恰恰形成強烈對比。一首由大蒙設計、由歐楊柏燕創作及朗誦的詩〈掃雷〉除了道出「雷與蕾」的主題之外，更透露出文明要以詩歌保護敏感神經的必要：
〈掃雷〉◎歐陽柏燕
迷彩的島嶼遍佈
致命的隱形殺手
沖不去的陰影暗流
將人們最初的信任推開
在模糊的三角旗幟下
花草的血管不斷引爆
我們必須小心翼翼
保護每一條敏感神經
威脅中仍須尊嚴的活著
將邊陲隱藏的謎思化解
才能打開血與寂寞
替倖存的一隻腳穿上鞋子
在這些抵抗當中，詩人不可遏抑的內在之真首先會以某種形式迸現於外，其次會深思熟慮個別的字行或行動之於總體的關係，並且對大局及行動本身提出一種洞見而喚醒眾人的神經。如果有機會的話，這當中有些人會因此進而思考當前的處境或未來的出路，而其他人只要因此獲得一種對自身及週遭的警覺感，那麼詩之為用也就夠了。章學誠說「學術起於補偏救蔽」，詩歌大抵如是，即便是帶著些許偏見，對於從盲黑中辨識權力之所在與所偏，仍不無小益。週一的台北詩歌節邀訪的是庫德族的女詩人Choman Hardi，《30》雜誌總編游常山在參加過座談後來信訴說他的感動，接著提到他對於好記者與好詩人的期許：
> To Afflict the comfortable（如資本家、貪官汙吏等等人）
> To Comfort the afflicted.（如弱勢、原住民、窮人、老弱小孩）
> 好詩人應該也有類似偉大的情懷。
這些見解，大抵也正合乎前述歐陽柏燕的〈掃雷〉所說：在危險壓迫的環境中，「我們必須小心翼翼＼保護每一條敏感神經」。從那位仁兄過往的作品和行動來看，我相信他在歷經了作為平凡個人的衝動與恐怖之後，他所具備的比常人更為敏銳的神經，將會再度驅動他恢復詩人的身份，加入「雷與蕾」的隊列，以詩歌或其他具體的作為，敲響真正的鐘聲或開出花朵，那樣的花朵將清除我們眼裡久披的塵翳，那樣的鐘聲無論是沉潛或高揚，都將無吝可悔。
「在充斥
爆炸停損點的氣油桶裡
天乾物躁的
無須點火
即自燃怒火中燒紅了眼」
這兩天下來，因為某人幹了一瓶高粱又幹了兩通電話之後，週遭一大票從來不讀詩不知詩為何物更不知道詩歌節正火紅著的路人，竟然紛紛跳出來對詩和詩人說三道四了，真給他哇咧哩！
說實在的，依我看，那位我景仰的仁兄在那一刻的行動頂多只能算是某個平凡個人的衝動，不只完全缺乏詩意，更不屬於詩人的行動。他事後在強法威權之前的悔罪也全然與詩人的身份無關，而是出於平凡人都難免有的顧家之愛。
對於這件事，我想應該不難區別出平凡個人和詩人之不同，世人大可不必以詩人之責強加之於平凡個人，認同者不必說什麼他是怒人所怒而為民犧牲的羔羊，詆毀者更不需要抬出柏拉圖爺爺把詩人趕出理想國的大帽子，平凡的個人所應面對的無非是常法罷了。
只是平凡世人難免要起疑，為何謝官爺子被恐嚇就可以立刻破案，而庶井小民每天向衙門投報電話詐欺恐嚇案件就一去音訊渺茫？這種刑禮有別、大夫與庶民殊道的待遇，何其傳統？就像其他當權派說來悅耳的口號一樣，改革了半天，還不就在原點打轉！
詩人基本上都是只信仰自由的不法之徒。他的行動出於不得不生發的義憤，但多數時候他會字斟句酌地讓文字先行衝鋒，只在迫不得已而非撼衛自由不可的情況下，他也會義無反顧地親抵火線，就像西班牙內戰時一狗票子詩人作家記者紛紛投入共和軍對抗法朗哥和天主教基本教義的長槍黨的法西斯迫害一樣。
然而，在目睹上一世紀許許多多被握著槍炮的意識型態所驅使的大大小小的慘烈戰爭和無辜犧牲之後，當今的詩人更願意在戰爭未發與犧牲未至之前，就高呼改造雷火為花火。前幾日在金門背對著料羅灣海灘的碉堡之上，我親耳聽見詩人民歌手胡德夫與其夫人，以寬闊豪放而深情款款的〈來甦〉、〈美麗島〉和〈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等歌聲呼喚和平，也看到管管、林煥彰、白靈、詹澈、歐陽柏燕、大蒙等前輩詩人，在碉堡中精心創作的「雷與蕾」的裝置藝術和詩歌朗誦。其中有一個詭雷掛在坑道的螢光蛛網上，上頭貼著「詩是語言的地雷」，極簡的形式中有最豐富深遠的警示，而這無疑正是詩與藝術的強大力量。林煥彰老師比較金門的裝置藝術與韓國板門店的世界和平藝術展，認為金門之展多了詩歌的參與，還要略勝一籌。
從被光所激發的聲音和文字中，我瞭解到那種要在痛苦的記憶中喚醒新生的努力，是詩人從信仰自由與生命的真實實的內在勃發的花之種籽與果實，而絕非個別人衝動的產物或戲耍的文字遊戲。如此的行動與金防部前一天號召軍購同時又通過除雷預算的矛盾與荒謬，恰恰形成強烈對比。一首由大蒙設計、由歐楊柏燕創作及朗誦的詩〈掃雷〉除了道出「雷與蕾」的主題之外，更透露出文明要以詩歌保護敏感神經的必要：
〈掃雷〉◎歐陽柏燕
迷彩的島嶼遍佈
致命的隱形殺手
沖不去的陰影暗流
將人們最初的信任推開
在模糊的三角旗幟下
花草的血管不斷引爆
我們必須小心翼翼
保護每一條敏感神經
威脅中仍須尊嚴的活著
將邊陲隱藏的謎思化解
才能打開血與寂寞
替倖存的一隻腳穿上鞋子
在這些抵抗當中，詩人不可遏抑的內在之真首先會以某種形式迸現於外，其次會深思熟慮個別的字行或行動之於總體的關係，並且對大局及行動本身提出一種洞見而喚醒眾人的神經。如果有機會的話，這當中有些人會因此進而思考當前的處境或未來的出路，而其他人只要因此獲得一種對自身及週遭的警覺感，那麼詩之為用也就夠了。章學誠說「學術起於補偏救蔽」，詩歌大抵如是，即便是帶著些許偏見，對於從盲黑中辨識權力之所在與所偏，仍不無小益。週一的台北詩歌節邀訪的是庫德族的女詩人Choman Hardi，《30》雜誌總編游常山在參加過座談後來信訴說他的感動，接著提到他對於好記者與好詩人的期許：
> To Afflict the comfortable（如資本家、貪官汙吏等等人）
> To Comfort the afflicted.（如弱勢、原住民、窮人、老弱小孩）
> 好詩人應該也有類似偉大的情懷。
這些見解，大抵也正合乎前述歐陽柏燕的〈掃雷〉所說：在危險壓迫的環境中，「我們必須小心翼翼＼保護每一條敏感神經」。從那位仁兄過往的作品和行動來看，我相信他在歷經了作為平凡個人的衝動與恐怖之後，他所具備的比常人更為敏銳的神經，將會再度驅動他恢復詩人的身份，加入「雷與蕾」的隊列，以詩歌或其他具體的作為，敲響真正的鐘聲或開出花朵，那樣的花朵將清除我們眼裡久披的塵翳，那樣的鐘聲無論是沉潛或高揚，都將無吝可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