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打工詩歌的現實特性、精神狀態和未來走向

[李長空]

論打工詩歌的現實特性、精神狀態和未來走向
◎李長空

【內容提要】通過對打工詩歌的梳理及分析，指出打工詩歌的現實特性、精神狀態和未來健康走向的方式，闡述打工詩歌是我國當代現實主義詩歌的代表之一，為我國源遠流長的詩歌創作注入了真、善、美、愛的新鮮血液，有著積極的文化功用。
【關鍵字】打工詩歌 現實特性 精神狀態 未來走向

一、前言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的城市化經濟建設取得飛速發展，這其中離不開我們億萬打工兄弟姐妹們的辛勤勞動和巨大貢獻。如同知青文學是時代的產物一樣，在中國工業化與城市化的發展過程中，記錄一代打工人的生存狀態與精神史的打工文學應運而生了。打工詩歌作為打工文學之魂，以其真實、鮮明、質樸的品性，一開始就跨越了當年朦朧詩歌、第三代詩歌所代表的小眾階層，為龐大的打工群體所認同。
對於“打工詩歌”的界定，至今仍無結果。有人說作者的身份認同很重要，認為“打工詩歌”的作者應為工廠底層員工。我對這個觀點持保留態度。大約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農民及有農民背景的草根知識份子進城打工到現在已經近30年。這些打工者的棲身處，不僅僅是在工廠，還包括建築工地、廢品站、私營企業、合資企業和部分事業單位(屬於編制外聘用人員)。這些年，部分人的崗位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此為一；之二，如果認為“打工詩歌”就是工廠底層員工所寫的詩歌，換言之, 工廠底層員工所寫的其他題材內容的詩歌也屬於打工詩歌,那就是大謬了。我認為，只要把打工生活作為一種題材來入詩的詩歌，就是打工詩歌，與作者從事的職業沒有必然關聯。同理，寫作打工詩歌者不一定就是“打工詩人”，事實上，有許多詩人寫作多方面題材內容的詩歌作品，並都有所建樹。如同演戲一樣，關鍵是打工詩歌寫作者要能夠投入到角色裏面去，與主人翁同喜、同怒、同哀、同樂，而不是臆想式的去無病呻吟。
打工詩歌作為以進城農民工為主體的打工者在打工生涯中創作出來的具有切身體會的詩歌，它們在語言敍述上也許“不夠藝術”，在主題思想上也許“不夠成熟”，但是誰也擋不住它們迸發出來的血性的光芒，那是一個個有血有肉的打工者用自己的血淚凝成的心聲。這些詩歌完全不同於某些閉門造車、浮光掠影後寫出的臆想式或過客式的詩歌，它們真實得甚至有些粗糙，但是其沉重更顯金屬的質地。

二、打工詩歌的現實特性

打工詩歌與其他題材詩歌相比,有它自己的現實特性。打工詩人背著生活的褡褳，背對城市的浮躁與浮華，緊緊抓住賴以生存的土壤一路掙扎著。肉身的苦厄、命運的多舛、社會的不公，打工詩人都以飽蘸血淚之筆對照出之，“感於哀樂，緣事而發”（《漢書-藝文志》）。從濃郁鄉情的纏綿悱惻，到自身打工生活的抒發，再到對打工階層難以掩飾的承重幽思和命運的深切關注；從蛇皮口袋、身份證、外出務工證、暫住證、培訓證、工卡、流水線，到押金條、租金條、工資白條、工資欠條，再到子女無人監管證明、轉學證明、工傷證明、職業病證明……,這些銘刻著打工詩人的苦難、迷惘、落魄、壓抑、沉重、無奈和創痛，記錄著打工詩人命運的心跳和呼吸、身心的疲乏和精神上的折磨的詩歌，無論是歎息與質問、正常和反常、理性和感性，沒有切膚感受，誰可洞見？！
◆特性之一:滄桑感
打工是一個滄桑的詞，這個詞常常與孤獨、卑微、惆悵、歎息、疲倦、疼痛、麻木、迷惘、悲涼、饑餓、恥辱、呐喊、絕望這一系列具有精神質感和控訴性質的詞語相伴。如張守剛的《工卡上的日曆》，詩歌以日記的形式記錄了一名女工艱難的打工心路歷程，一張小小的工卡不僅僅是一名務工者走進廠房的通行證，更是一種身份的標記，是一張賣身契和一種不平等交換的開始；如蔣明的《開衝壓機的小妹》：“身份證是別人的/名字也是別人的/豌豆花一樣嫩嫩的年齡/是流水線的…樓房是城市的/車子是老闆的/大滴汗水是澆鑄產品的/每月幾張薄薄的辛酸/是給思念的山村的…昨夜與夢想的一次短暫接觸/半截手指就成了破碎的夢魘/滿地殷紅多像盛開的花朵/心中永遠無法消除的痛/終於是你的”，詩人化筆為刃，把批判的鋒芒伸進斑斕現實，讓我們感受到詩人對於打工階層命運的深切關注，觸摸到詩人劇烈跳動的憂患心，體驗到打工者手足連心、刺入骨髓、撼動心扉的疼痛；如李長空的《老牛》:“五十六歲的老牛，每天都幹/十六個多小時的重活/搬鋼筋、杠水泥、鏟沙礫……/被老闆喝斥，工友們排擠”，這是老人與重活、法定工作時間與成倍的實際工作時間這樣一種社會反常，但儘管如此，“老牛”仍然“被老闆喝斥”，僅此也還罷了，令我們意想不到的是，“老牛”竟然還遭到同他一樣打工命運的“工友們排擠”，這難道不是兄弟相煎嗎？這是一種悲哀；第二段詩歌把這種悲哀進一步深化了：“他幹了半年,依然未學會/抽煙、喝酒和用同情心”，可見，“老牛”是個淳樸的沒有心計的可愛老人，如果他圓滑些，學會“抽煙”、“喝酒”，並以此和工友們拉拉關係、套套近乎，如果他學會利用老闆及工友們的“同情心”，可能不會發生“老闆舉起了拳頭/工友們當面詛咒”這樣的嚴重情況；第三段詩歌再次把這種悲哀深化了：“好幾天了，未見老牛的/影子。向大家打聽。‘吊他老母/這老傢伙裝死！’”，就是這樣一個可愛的老人，在成年累月重活和生活的雙重壓力下，他終於不支了，倒下了，但老闆認為“這老傢伙裝死！”，竟沒有半點良心發現。而曾經相煎的其他工友們的命運又如何呢：“老闆罵完/對剛立起身子的汗人們大喝：/‘站什麼？幹活！幹活！’”，可見，他們在老闆的眼中和“老牛”也並沒有什麼區別，都是老闆用來賺錢的工具，他們的最終命運，也不會比“老牛”好到哪里去，真是“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在這些超現實的真實的圖像面前，法律在幹什麼？官僚機構們在幹什麼？面對這樣幾行平凡的分行血淚，誰能夠告訴我們，難道老牛們的境遇是三四十年代的舊社會？不，他們是在和諧社會的一角正在上演的一幕幕平凡的生活情景劇。這些都說明，從血管裏流出來的一定是血，從水管裏流出來的一定是水。
◆特性之二:飄泊感
“不要問我從哪里來，我的故鄉在遠方。流浪、流浪，去遠方……”(三毛《橄欖樹》)。作為一群被放逐的夾縫人，打工者無家可歸，“車票的前程叫做漂泊/車票的一生/背井離鄉//誰與車票一起上路/誰像早年的病根/離幸福還有三十三斤草藥//夢中的疼痛是汽笛一聲/車票離開叫做站的親娘……”(子虛《 有誰知道車票的故鄉》)，只能眼睜睜地“看見那兩根鐵軌/從遠方而來向遠方而去/不知道起點也不知道終點”（李長空《找家的人》），只能“如一葉疲憊的舟/在異鄉的海洋裏/找不到/駐足的港灣”（李長空《流浪的感覺》），只能“走在陌生的街上/城市的上空飄來幾束淡淡的鄉音/我以光的速度尋找/尋找我很溫暖的瞬間/鄉音卻躍到了千里之外”（阿道《尋找鄉音》）……讀著這些深入內心的詩，感覺一行詩就是一串淚，字字句句都流淌著打工詩人的無奈和苦澀。
◆特性之三:思鄉情結
有位哲人說過：“生在哪兒，一半兒就埋在那兒了”。漂泊在外的遊子，對故鄉的情愫是刻在靈魂中的。夢裏故園、鄉關深處、親情關愛、土語方言……撩動著多少遊子的心，交織出濃得化不開的鄉土深情。如曾文廣《戒不掉的鄉愁》:“譬如這個夜晚／喧鬧的工業區／寂寞的工業區／生長著一種叫做鄉愁的植物／…譬如這個夜晚／在通風口抽煙的那個男人／鄉愁更象他嘴裏的半支香煙／欲戒不能”；如李長空《飛葉思春》:“漂泊之心/如紛飛的落葉/隨手撿起一片/拋向漠漠的寰宇/都化成思春的燕兒/鳴叫著一路向/故鄉翩去”；如阿道《十月的思念》：“曲曲彎彎老家的路/無論我走出大山多遠/心總是和侗寨門前的石拱橋/相依相連”；如蔣明《站在腳手架上望鄉》：“大風起兮,大風吹起我們單薄的衣衫/多像鳥兒的翅膀,片片羽毛/都執拗地朝著家的方向”……這份剪不斷理還亂的思鄉情結，是遊子心靈中最脆弱的神經。
滄桑、飄泊、鄉愁是打工詩歌的共同特性，不論以何種形式出現，只要發自內心，只要是真誠的訴求和濃烈的情感，就會令我們感動和共鳴。打工詩歌還有其他一些特性,這裏就不一一論述了。
打工詩歌緊密地跟宏大的社會轉型期連在一起，表現打工群體的生存狀態，表達他們的思想情感和願望，呼喚社會的公平、公正和民主，具有非常強烈的時代性和特殊性。

三、打工詩歌的精神狀態

“真是詩的父親，善是詩的母親，美是詩的戀人，愛是詩的靈魂。”這是我多年前寫在《長空詩話》中的觀點。關注現實，提倡真、善、美、愛和我手寫我心，是中華詩歌的優良傳統。詩人大多有著敏感的內心與豐富的情感，他們對待生命有一種或有或無的宿命感，對待社會又有一種先天性的責任感。作為詩人，首先要面對的是日常生活，即在現實世界中生存著；又要有著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即心靈中有一個理想世界。而詩人所創作的詩歌又構成了一個獨立的在現實世界與理想世界之外的“第三世界”，一個心靈可以充分獲得釋放的世界。在這裏，詩人努力追求著真、善、美、愛，抨擊著假、惡、醜、仇，他們悲天憫人，建構著崇高與尊嚴，維繫著當時社會的和諧，推進社會文明的進程和促進時代的繁榮。
然而在當代詩歌界，主流詩歌深陷“怎麼寫比寫什麼更重要”的誤區，眾多詩人遠離了數千年來滋養詩歌的土地，忽略了傳統詩學中的人文關懷與悲憫情懷，無視國計民生，對生存狀態的無奈視而不見、充耳不聞，卻無比自得地陶醉在自娛自樂當中，無病呻吟，嘩眾取寵，玩所謂的純技巧和純語言，造勢、造代、造派、造圈、造作、造謠、造秀……使當代詩歌既沒能與國際接軌，又與現實主義優良傳統脫節、斷裂、割斷了傳承關係，促其成為棄兒，沒有父母及朋友，令讀者望詩興歎，最後只好棄詩而去。在這樣的背景下，打工詩歌以其當前性、現實性和血性，影響著當代詩壇的走向。作為原生態的文學樣式和社會責任的最後擔當者，打工詩歌貼緊底層生活，忠實地、原汁原味地記錄下打工詩人的現實與理想、沉重與堅韌，將苦難的際遇轉化為理性的訴求，將憤懣的情緒昇華為詩意的表達，成為表達憤懣、伸張正義的精神武器，不僅釋放和轉移了打工詩人的痛苦，也給予其他打工者心靈溫暖和精神關愛，讓他們看到希望。從這個意義上說，打工詩歌是我國當代現實主義詩歌的代表，為我國源遠流長的詩歌創作注入了真、善、美、愛的新鮮血液，有著積極的文化功用。
◆打工詩歌的真：真情實感，揭示詩意生活
詩貴真情，真情是詩的搖籃。清代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無境界”；大文學家曹雪芹也借林黛玉之口對學習寫作的“香菱”們說：“詞句究竟還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緊。若意趣真了，連詞句不用修飾，自是好的，這叫做‘不以詞害意’”。這些都說明真情實感在詩歌寫作中是多麼的重要。
打工詩歌是以在場為主的打工詩人對其生存空間和生活境遇的真實傾訴，其獨特的體驗感讀來讓人內心疼痛和震撼。如羅德遠的《蚯蚓兄弟》：“蚯蚓兄弟/腰酸背痛地跋涉在我夢中打洞…透過土壤深處我分明看到/你沒有了腳便試著匍匐前行/失去了手乾脆用頭顱去耕耘!”詩句看上去有些“土氣”，而惟有真正從泥土裏走出來的人，才能夠如此細膩地把在異鄉的生命體驗感寫到這個份上，讓別人無法抄襲；如李明亮《做針線的打工仔》：“深夜下班歸來/在小小的租房/在靜寂昏黃的燈下/在冰涼的鐵架床邊/常常/我會拿出一只用膠紙芯做的針線盒/磨破的膝蓋/我會找來一塊布頭/墊在破洞下/一針一線密密縫好/脫落的紐扣/一針一線緊緊釘牢/我甚至還縫了一個漂亮的大枕頭/讓它與我夜夜相偎//針尖從布裏一下一下探出頭來/而我卑微的心正被層層戳破/我知道/閃亮的盛裝/從釘一粒小小的紐扣開始/而男人——這片廣袤的土地/正在被我越縫越窄”，詩歌描畫了一個男性打工仔在燈下縫衣服的場景和自傷自憐。“縫”、“針尖”、“布”、“男人”這些詞語組合到一起是一種新鮮的體驗，這種對自我打工生活體驗的揭示是獨到的；如李長空的《歎息和疼痛》：“不知為何，在異鄉，我經常發出無緣由的歎息/還感到一種疼痛，來自心臟深處的傷口/就象一棵樹，傷疤隨著年輪的增加而變大”，詩人通過“充斥著喧囂水分”的異鄉土壤、培育出“不盡人意”的愛情、“沒轍”的車、“紅潤的面頰”的枯萎、“找不到駐足的港灣”的船、“一群群無法築巢”而“噙淚撤離”的鳥、“鐵架床失眠的吱叫聲”這樣一幅幅打工族的苦辣辛酸、難忍與無奈、惆悵與彷徨的意象，把“異鄉不是我們可以自由生長的理由”緣由較好地渲染了出來；如郁金《蚊子，請別叮我的臉》：“蚊子，我親愛的兄弟/只有你，沒有把我/當成一個外鄉人”，也是由自身生存境遇而產生的切膚之痛。此外，許強的《現場招聘》、柳冬嫵的《試用》、徐非的《一位打工妹的徵婚啟事》、曾文廣的《在異鄉的城市生活》、黃吉文的《南方之疼》、鄭小瓊的《黃麻嶺》，等等，都是在真情實感的基礎上詩意地揭示打工生活本來面目的佳作，因在場體驗而深入文學的本質。這種感受，是許多沒有打工經歷的詩人根本無法比擬的，他們想當然、道聼塗説、或是居高臨下寫的貌似“底層”的詩歌作品，雖然絞盡腦汁，但難得“底層”之真面貌、真感受、真精神，其表達常常是膚淺的、可疑的、缺乏生命力的，因而難以使讀者被感染和感動。
◆打工詩歌的善：悲天憫人，洋溢人性光輝
打工詩歌不僅具有真的元素，它還擁有善的元素。這善，是詩人的善，即詩人的良知和道義；是佛家的善，即對人間的悲憫情懷；是道家的善，即對宇宙和整個生命存在的關懷。這類詩歌的抒情主體已經完成由“小我”到“大我”的轉變。如許強《為幾千萬打工者立碑》：“為什麼我們敞開的喉嚨聲盡力竭發不出聲音/為什麼我們多少被機器吃掉四肢的兄弟姐妹/他們喉嚨發出的聲音喊不回臉朝背面的公道/為什麼勞動法只是舉著利劍的雕塑/只打雷不下雨”，這些詩句是沉重的、悲憫的，充滿了一種詰問式的人文關懷；如李長空《殘肢人阿三》：“他沒了腿，以雙手代步爬行/他爬過清晨，爬過黃昏/爬過天橋、馬路、市場/在烈日下,在風雨中/他艱難地爬著、爬著……今天，他爬到了/賑災箱前/不是為了乞討/而是為了捐款”，主人翁阿三殘肢了，就是這樣在異鄉艱難生存的打工者，在國家需要時，卻忘不了爬到賑災箱前去捐款，人性的光輝在大善中躍然紙上。
◆打工詩歌的美：源於生活，追求藝術美感
詩歌是源于生活並高於生活的藝術，打工詩歌也不例外。既然是藝術, 它就離不開美, 就應該追求藝術的美感。
首先是思想美。表現在打工詩歌精神上, 歌頌真、善、美、愛, 鞭撻醜、惡、假、仇，從“小我”到“大我”，以“大我”關愛“小我”，敲擊社會進步的靶心。如李長空《我拾到一張身份證》：“在勞務市場，我拾得/一張破損的身份證/主人姓李，男性/其他的皆模糊難辯//通過登報和貼海報/三天時間/共有十二位失主/心急如焚趕來認領//南腔北調的/都說是在找工時遺失的/它可是他們在異鄉生存的/唯一財富”， 黑龍江的浴池大師(又名看山望水)點評此詩說：“詩人抓住身份證與打工崽的特殊關係，不是泛泛寫。沒有身份證的農民工在城市打工要吃多少苦頭，詩裏沒寫，沒必要寫,寫出來就不是詩歌。本詩最大的亮點還不在這裏，詩歌文本泛溢著濃濃人性之美，也是這首詩歌不同於其他類似打工詩歌之處。詩歌抒情主人公即講述者，為了拾得的一張只能辯清姓氏的身份證而登報尋找失主，使得詩歌有了一種可欣賞因素。而從失落招領的個象到失落招領的群象的冷靜敍述,透過事物的表像, 力透紙背地反映出詩人對在後農業時期一時找不到生活的座標的打工群體的關注、關心和關愛”；
其次是音樂美。詩歌如同跳舞,較強的內外部節奏和韻律是詩歌的脈搏。如許嵐《流浪南方》：“流浪南方/我放縱,我淘金,我赤裸/我流血/語言的刀子深入珠江內心/我只看見浮萍和我的衣衫/一起襤褸天際…流浪南方/靈魂很瘦,影子很胖/天空愈來愈真實/高樓陽臺上的紅豆/一天天金碧輝煌/案頭上的句子/一會兒颳風/一會兒響雷/流浪南方/城市距心縹縹緲緲/春雪在眼前浩浩蕩蕩”，詩歌採用反復吟唱的形式，把詩人在異鄉漂泊的情懷立體地呈現了出來。又如李長空《沒有詩意的日子》：“日落日浮，如一台急速運轉的機器/零件快速老化，劍失去鋒芒/灰色的翅膀/落下片片創傷/誰的歎息，穿越千年的塵埃/重重地，在蒼涼的空氣裏回蕩”，內在的節奏和韻律給人迭宕起伏、抑揚頓挫的音樂美感；
再次是意境美。蘇東坡在觀賞王維的詩畫後評價說：“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詩歌是一幅畫，一幅活生生的畫，意象是它迷人的眼睛, 會給讀者無盡的想像, 把讀者帶到美妙的萬花筒中。如羅德遠《想念父親》：“父親，請讓我/以祖先的閃電為酒/痛飲遠古的洪荒和/刻骨銘心的苦難/之後，背負您中藥罐熬制的祖傳月色/沿惟一的山路，走向遠方”，詩歌通過“閃電”、“酒”、“洪荒”、“中藥罐”、“月色”、“山路”這樣一些充滿感情色彩的意象，寓情于景，把詩人離鄉時的情景畫面展現在我們眼前；
最後是形式美。著名詩歌理論家呂進教授提出“詩體重建”，指出“‘破格’之後如何‘創格’”是“關涉到新詩的存與亡”的問題。他說：“不同的藝術從來就有不同的‘格’。任何門類的藝術的魅力，任何門類的藝術的精彩，正在于藝術家對自己藝術的‘格’的出彩駕馭和成功‘出格’。戲劇家表現戰爭，是不可能將戰馬搬上舞臺的，中國傳統戲劇中的人物手中的那根馬鞭就魅力無窮了；美術家表現動作，是不可能像文學家那樣敍事的，於是他選擇和創造的‘包孕性時刻’就特別讓讀者的視野開闊了。‘格’就是藝術特徵，‘格’就是藝術美質，‘格’是限制，‘格’更是可能”。呂進教授所說的“詩體”、“格”，亦即詩之體式，包括語言凝煉、自然、流暢、富於張力，文字排列給人視覺上的美感。如李長空《夢中家園》：“獨自奔走在鋼筋森林之中/心靈難以找到停泊的港灣/夢中家園是那長長的絲啊/絲絲縷縷扯痛遊子的心弦”，對水泥鋼筋城市悵然的感觸, 對自由恬美精神家園深情的吟唱，就是在整齊的格律體式中完成的。又如李明亮《裸睡的民工》：“晚上可以睡覺/中午也可以小憩，真好//脫去油污和塵土/身體原來如此乾淨//沒有任何依附/只有親切的肌膚包裹熱血//裸露，與性無關/是讓汗水能夠四處逃遁//一個被稱作民工的男人/一張草席說出了他的所有秘密”，全詩十行,每段二行,就是採用的信天遊的民歌形式。
詩歌的藝術美感從語言出發，帶著個體的思想、閱歷、情感、生命力、創造力，經過節奏、韻律、物象、敍述方式等詩歌形式的一路狂奔後，最終又回到語言。可見，一首詩歌的完成過程，就是一趟美的歷程，完成了一首詩歌，就是實現了一座語言的雕塑。
◆打工詩歌的愛：樸實深沉，抒寫博大胸懷
愛是詩歌的靈魂，是生命的火焰，是中國詩歌的優良傳統。《詩經》中的愛，熱烈而浪漫，清新而純淨，是心與心的交流，是情與情的碰撞。從那以後，愛情詩在中國詩歌中便被吟詠不絕，其題材範圍也被拓展開來，湧現出了浩若繁星的佳句，如“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心草，報得三春暉？”、“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拼將十萬頭顱血，須把乾坤力挽回。”、“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在這些作品中，無論是歌吟母愛的、吟頌友情的、報效祖國的、思念故土的，還是為愛情而深長思索的……無一不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無一不是發自肺腑的樂曲。
打工詩歌作為打工這個特殊群體的代言人，其展現出來的愛如同打工群體一樣，是悲憫的、沉重的、深沉的，也是樸實的。這裏，有對底層打工者生存狀況的關注和關愛：“下班鈴終於響了/不堪負重的小花/拖著疲憊和困乏/來不及吃喝洗漱/就把自己/扔在鐵架床上//豌豆花一樣的年齡/隨著流水線凋落/直到半截手指/成了破碎的夢魘/她才終於有了/暫時的假期”(李長空《廠妹小花》)，“還沒有玩遍村寨/就讓父母掏空書包/像白菜一樣/被陌生叔叔批發//喘著粗氣的日子/已經習慣接受鞭打/像浮萍一樣/漂浮著不想回家”(李長空《涼山童工》)；有對子女的慈愛：“哦，我的寶貝/早就答應給你的禮物/——哦，今天終於兌現了/就在出租屋內的書桌/第二個抽屜的右角落/你常常翻找那裏/今天你卻忽略了”(孫海濤《兒童節》) ，“連續60個小時/攪拌混凝土的老張/換下來後顧不上睡覺/就匆匆跑來把我推醒/‘起床了!起床了!/趕緊帶我去賣血點!’/老張說這話時/讓我大吃一驚/半月前他才賣過血/怎麼又要去賣？/‘娃兒們就要上學了……’/這個倔強的老頭/說著說著聲音有些哽咽/‘我們今生就這樣了/娃兒們的路還長著呢! ’” (李長空《建築工老張》)；有對故鄉的深愛：“深夜的雪地裏/一個來自千里之外的遊子/向故鄉的心臟，向出生時的茅屋/挪動漸漸發熱的身體”(李明亮《淩晨兩點的故鄉》)，“蛙鳴，一聲又一聲/一聲又一聲，不盡的酸楚/遙遠的鄉村，掛滿了/它們的夢”(何真宗《沒有城市戶口的蛙》)；有對打工群體的激勵：“我們是鐵骨錚錚的漂泊者/高舉流浪的旗幟勇往直前/我們拒絕誘惑擁有思念/我們曾經沉淪我們又奮起/我們落寞我們曾悲壯地呼喊/我們遭受歧視但我們決不拋棄自己/青春的流水線上/我們用筆用沉甸甸的責任/構築不朽的打工精神/通向我們幸福理想的家園”(羅德遠《我們是打工者》)；有對異鄉、對民族、對祖國的大愛：“紛湧來自異鄉的尋夢人/寄居於城市的某個街道、工地或工廠/默默用辛勤的汗水交匯成多彩的畫筆/給城市生動的畫布塗抹上絢麗的色彩”(鄭建偉《民工》)，“習慣在黑夜折疊靈魂/習慣在雨季消隕青春/這個卑下的山村女人/這個飽受歧辱的惡之花/面對災厄中的祖國/攥著手中的綿薄/以飽醮腥味的回報/保持暗香”(李長空《“小姐”阿芳》)……而在汶川大地震後舉國同悲的日子，打工詩人不僅僅用詩歌來表達他們的傷痛，更用行動來傳遞他們的愛心。2008年5月31日在東莞市樟木頭鎮觀音山國家公園內舉行的“觀音山•首屆中國新詩人詩歌節”開幕式上,打工詩人許強、羅德遠、何真宗、李長空、蔣楠、蔣明、藍紫、龐清明、客人、安子、徐非、阿北、林漢筠等均攜帶了自己的詩集、文集或自己所編輯的刊物現場義賣。來自全國各地的60多位詩人還在一件印有“首屆中國打工詩歌高峰論壇”的文化衫上，莊重地簽下了自己的名字。這件珍貴的文化衫當場以100元起價進行賑災拍賣，現場反應非常熱烈，最後，來自深圳的打工文學作家安子以3000元的價格拍買到了文化衫。通過這樣一系列的活動，短短的兩個小時內，共募得款項二萬餘元，這更是打工詩人、作家們共同完成的一首大愛詩歌。
古今中外，那些膾炙人口、流傳千古的名篇佳作，無不是真、善、美、愛的成果者，四者必居其一。“打工詩歌”以打工者貼近底層的經驗、痛感的生活、鮮活的時代氣息、探索中的審美方式和從小我到大我的精神昇華，給予了與打工詩人共命運、同遭際的打工群體精神宣洩和情感撫慰，已自覺不自覺地成為改革開放以來億萬打工者心靈的代言人、人格精神的形象大使。“打工詩歌”如同打工者對中國現代化進程所作出的貢獻一樣，理應在當代詩壇佔有一席之地。

四、打工詩歌的未來走向

發軔於珠江三角洲的“打工詩歌”歷經二十餘年而不衰, 這些年更迅猛發展到長江三角洲乃至全國，已經形成了相當的規模。打工詩歌記錄了一個特殊時代，抒發了打工者的特殊情感，同時也反映了這一龐大階層的生活際遇和呼聲，已引起詩歌界及部分政府組織的關注。儘管如此，這一新興的文學品種還很稚嫩，語言還較粗糟，藝術表現上還不夠成熟，缺少夠分量的代表作和詩人，特別是缺乏對文本的評論。這些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影響了打工詩歌的長遠發展。因而，打工詩歌必須要在堅守自己堅實、獨特的經驗表達和社會道德的擔當的基礎上，努力提高自己的詩藝品質。
首先，打工詩歌要塑造獨立的審美品格。目前國內主流詩歌由於當下社情經驗的缺席，我們看到的詩壇往往是對國外技巧的模仿和口水的氾濫。打工詩歌要提高自身的品質，要在現有獨特的話語表達方式上，提高詩藝表現能力，更具藝術審美傾向；
其次，打工詩歌要尋找寫作的精神資源。打工詩歌要以真誠的態度面對生活，要對群體的命運傾注深切的悲憫和無限的關注，在日趨功利的社會環境裏，要拒絕媚俗、妥協，做擔當責任的最後堅守者；
再次，打工詩歌要超越自身的局限性。打工詩歌不僅要關注打工群體的生存狀態和命運，還要超越自身生活空間，把打工生活放在一個廣闊的背景下，反映人性的各種可能性，挖掘內心的豐富多彩，使得打工詩歌具有更廣闊、更長遠的發展前景；
此外，打工詩歌要加強對文本的評論。目前打工詩人很多，但打工評論家寥寥無幾，對打工詩歌的評論還很缺乏。有的打工詩歌獲了獎，大家卻不知道好在哪里，不能從這些作品的立意、角度的選取、謀篇佈局和遺詞造句上找出自己的作品的差距在哪里？而獲獎者也常常因為評論的欠缺，不能夠將自己近來完成作品與以前獲獎作品進行比較，無法自我鑒定是進步了還是退坡了，變化究竟在哪里？只有加強對打工評論家的培養，讓廣大打工詩歌作者從相關作品評論中找出自己的作品的差距在哪里，提高詩藝修養和表現能力，才能從源頭塑造打工詩歌的審美品格；也只有加強對打工詩歌的評論，讓已經較優秀的打工詩人清楚自己作品的得失，揚長避短，銳意創新，才能熔煉出真正夠分量的打工詩歌代表作品和打工詩人。到那時，就是真正關注打工詩歌的文本價值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