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的翻譯

[博弈]

詩的翻譯

翻譯文學作品不易，譯詩尤難。所謂翻譯，辭典的解釋大致為“把一種語言文字的意義用另一種語言文字表達出來”，這是就意義上來說的。詩的翻譯，一首詩經過解讀後以另一種語言文字的再呈現，是超越平常的意義理論的。設本文為“文１”，翻譯後為“文２”，“文２”再翻回本文語種，不論是機器或是人為，通常難以達到與“文１”完全相同。翻譯的結果實非唯一對應，在語言哲學上也有“翻譯的不定論”（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Willard Van Orman Quine，1908～2000)。常謂翻譯大凡三字原則：信雅達（嚴復，1853～1921）。詩的翻譯講究的就更多些，主要是因為詩的翻譯不單是意義的問題，聲音、形式、修辭、意象、象徵、喻、諷等等比一般的口語或文章要多且精緻，這方面的翻譯是科學做不到的，也是語言哲學上，意義理論辭窮的地方（Quine, Wittgenstein, Derrida三位的意義論點都得到不同的辭窮，各是：無意義基項，說可說的，無意義中心）；再者，詩的翻譯也超出了意義翻譯的範疇。哲學家費雅班（Paul Feyerabend，1924～1994）有“科學術語的意義依附於科學理論而存在”的立論，也就是說，即使最嚴密定義的科學術語都是如此，一般的自然語言更是如此，文學翻譯批評亦頗有類似的現象：當文學理論轉變的時候，解讀的意義中心也隨之轉變，詩翻譯的第一步工作即涉及解讀，亦然。
在這些前提之下，個人以實用的角度先來談談對翻譯詩的看法。我對詩翻譯的五字註解：形音義像神。

形：包含字形,，句形，詩形。若及詩文背後”形的形上”則涵蓋詩修辭和比喻（figure of speech）的方法與模式，都是形（form） 的一種。
音：發音的相似性,，聲母(子音)與韻母(母音)，韻式的考慮等。
義：意義的精准或接近。
象：形象，意象(imagery)。
神: 像外神韻,傳神，及文化意識（比如神話，宗教，集體下意識）。

起源相同的語系在字的形音義上仍可以類似。以英翻中而言，字形不同, 字音偶可巧近一二（例如，肥，fat；落, fall；飛，fly；爸爸媽媽或摹聲字），可遇不可求；字形之外的部分譯者仍可選擇性地，形上式地，類比性地進行翻譯，比如修辭的類似安排，喻的對等，分行分段等。義，象，神三項是詩翻譯多於文章翻譯的重點，詩裡的文字意義和平常字面意義（字典定義）相同時，對等翻譯是容易的（比如科學性的文章），當文字的意義脫離平常字面意義甚至相反於平常意義時（例如，中文的倒詞，反語等修辭，或西方的irony trope），義的翻譯就要慎循原文的內涵(connotation)　而非僅字面意義了（ denotation）。
整體來說，要之，能在形音義像神上達到信達雅。在翻譯上我們可以把“形音義像神”作為水平軸（文學物件，工具，承載），“信達雅”做為垂直軸（翻譯原則，精神），加以理解。 （借助瑟許（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的語言二軸說（Syntagmatic and paradigmatic relation）為類比。 ）這在譯詩上擴大了維度，但也更彰顯其難度，優劣尤賴譯者的修辭與審美修養。至於語句上順序或修辭，譯文在（整個水平軸的運用）也要順應不同語言的文法對應，以整體翻譯來做考慮。基本上，譯者基本上若以新批評（New Criticism）的方法來做本文的解讀工作（主要是close reading），再來做翻譯，得到的譯詩基本上是自成而深入的。基於大多數的詩都以意象為主，翻譯中若丟失了意象，即使用字精準，一首詩也失去了味道。
譯詩的要求比起譯一般文章是不同的，也更高的，譯者對兩種語言的文學造詣與文學形式也有極大的關係，故好的詩譯常常來自詩人。詩人翻譯詩也可能產生再創作，使所得的譯文有了新的文學形式與生命。維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1889～1951)有句話“了解一個語句等於了解整個語言”，於譯詩上做比，這就到了上面所說的神的維度，翻譯了一首詩等於了解整個文化。 2011年諾貝爾獎詩人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Tomas Tranströmer, 1931～Present)的詩經過美國詩人羅伯特․布萊（Robert Bly）的翻譯，是使其流通於英語讀者的最大因素。羅伯特․布萊也把翻譯的經驗寫出成書Eight Stages of Translation(譯詩的八階段)，即使如此，他也說“我們無法抓住原詩的全部，最好的翻譯像是自背面看一張波斯地毯──圖案是明顯的，但無更多。” “翻譯是對一首詩最好的檢驗”，詩人的角度不同於一般的譯者，可見一斑。